对接上海自贸区构建南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DulcieSand

[摘要]创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关乎我国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大举措。南京是长三角的重要中心城市，与上海经济高度相关，一方面，为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另一方面，也对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成新挑战。南京对接上海自贸区必须明确目标、破解难题、突出优势，加快推行国际化战略，提升南京的国际化水平。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5）02-0101-07
2013年9月创建的中国（上海）自贸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境内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园区，以其在贸易、投资、服务业开放、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多领域的改革创新，加快了我国建立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的步伐，突破了区域性经济改革的范畴，从而成为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起点。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性和示范效应，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理所当然地对南京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南京地处上海一小时经济圈，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无疑是南京目前改革发展最重要的背景和前提。在以上海为龙头的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及苏南建设现代化示范区的战略规划实施中，南京如何创新体制机制，抢抓机遇，对接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溢出和经济辐射；应对挑战，克服自贸区建设带来的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将为南京未来的改革发展、对外开放以及区域地位的提升奠定基础。因此，我们应利用好上海自贸区这一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的契机和平台，尽快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构建南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抓住开放发展的新机遇，从根本上开创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
一、对接上海自贸区应具备的认识前提
（一）充分认识对接上海自贸区的前瞻性
上海自贸区在城市的整体开放、制度的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将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对外开放创新体制的排头兵。因此，注重对接上海自贸区的前瞻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上海注重把握中心城市发展的规律，高起点规划发展，大力推进城市转型，特别是以世博会筹办为契机，全面加强城市发展理念创新，积极探索发展模式转型，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得到迅速提升。南京是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现代化城市，提升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要求很迫切。因此，要通过加强城市规划理念交流，提升南京的总体规划水平；通过加强城市建设合作，迎接南京新一轮城市建设高潮的到来；通过加强城市管理交流合作，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在学习上海自贸区注重强化功能拓展，特别是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形成联动机制方面，重点在创新、金融、航运、贸易四个领域加以突破，在产业规划上狠下功夫，打造经济转型发展新的增长点。
（二）充分认识上海自贸区建设发展的动态性
与新设立的粤闽津三地自贸园区地域性更为鲜明、建设目标更为集中明确所不同的是，上海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试验”区的定位。其建设不仅包括了贸易、投资、制造业等传统自贸区的范畴，更主要的是延展至服务业开放、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更具广泛意义的改革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也意味着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目标多、期望更大，而且涉及中央、部门和地方各方面的法权、事权和利益调整，协调难度极大，很多结构性问题尚未突破，目前仍面临一些需要大胆探索的问题。因此，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成果能否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有赖于国际经贸发展成效的检验；一系列制度创新是否“可推广、可复制”也有赖于其运行效果的检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上海自贸区是对外开放与境内开放的过渡区，是试点开放与全面开放的结合点，建设上海自贸区也是一个反复的试错过程。我们既要关注其各项创新的溢出效应，关注自贸区的政策落实和推进动态，也要关注其创新探索过程的启示借鉴。
（三）充分认识对接上海自贸区的自主创新性
上海自贸区各项制度创新都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和创造。目前看来，自贸区一是主要针对我国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仍然过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仍然较多，公共服务供给仍然缺位、错位的问题，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包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简政放权，按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制定完备的市场规则；由企业创新行为去拓展市场，而不是依靠行政指令去营造激励企业的环境。二是针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变革加快，各国围绕制度、规则、资源、市场、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的问题，寻求国际竞争力提升之道。一方面探索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开放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制度体系和新管理机制（赵晓雷，2014），创新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另一方面是成为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因此，南京对接上海自贸区不仅要最大限度地汲取自贸区上述方面的各项创新成果，充分利用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示范效应；还要以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自身的目标和问题为导向，参考自贸区经验、借助自贸区平台，因地制宜大胆创新有针对性的提升南京开放型经济水平和竞争力的管理制度、工作思路及对策，实现原有政策体制框架的实质性突破，营造好利于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坐等自贸区的制度外溢，甚至是为旧体制包裹各种自贸区形式的外衣。
（四）充分认识对接上海自贸区的长期性
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设计，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期为两至三年，目的在于力争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显然，这个试验期是相对于自贸区自身的建设和运作而言的。作为制度创新的载体，上海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必然具有相对的长期性。首先，我国渐进性改革方式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因受到利益固化的束缚，出现低效率的改革路径依赖现象。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以开放促改革，需要打破历史惯性，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形成倒逼机制，逐步探索出新的发展路径，其推广、复制也必然是层层深入的；其次，建立上海自贸区并非仅仅立足于目前形势的需要和应对，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如何突破原有不合理制度利益的阻碍，形成新的制度架构。这种制度架构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需要在经济、社会，乃至于行政领域构建完全不同的激励体系（North，1999）。作为触及利益调整的改革，虽然我们可以借鉴国际通行规则的成熟范本，但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协调、整合、完善。而且新制度运行的规模越大，必然越复杂，其完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南京对接上海自贸区也要立足长远，在深化改革、规划产业、优化发展环境等诸方面既要抢抓机遇、抢占先机，更要深谋远虑，找准方向，持之以恒，打造南京改革开放新优势。
二、上海自贸区对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及各种政策和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在法律法规的建立、负面清单的推出、商事登记、境外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安排以及金融配套服务、服务业的开放、政府管理方式等八大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对南京的影响正逐步显现。
（一）为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1、上海自贸区为南京拓宽对外开放新领域提供了“窗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的开放模式。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对外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有开放模式质量不高，效益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长期以来，由于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错过了第一轮参与经济全球化最有利的时机，南京的经济开放度和开放水平与长三角地区副中心城市的地位有较大差距。2013年，南京市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57.57亿元，在全省位居第三，仅为苏州进出口总值的18%、无锡的79.2%。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重心向服务业转移，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技术、新生产模式在产业中的渗透。随着现代服务业成为服务业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实现了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产品结构也呈现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产业组织在经历了工业时代跨国化后，在服务业经济时代正在出现全球化、网络化、虚拟化、协作化的新趋势。而服务业开放作为自贸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点，承担了为中国在服务经济时代赢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探索新的方式、渠道和结果的重任，是继制造业之后产业开放型发展的又一“窗口”。
目前，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基础相对雄厚，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2013年，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4.4%，远高于同期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45%的比重。同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36.2%，其中，服务出口额同比增长超四成，显然发展服务贸易是更好地发挥南京经济发展优势，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必然选择。然而，南京服务业发展尚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从结构看，现代服务业的份额虽在逐渐增加，但传统服务业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仍较高；从运行看，服务贸易运行波动较大，远没有形成稳定趋势。自贸区服务业开放的试验，将给南京服务业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有利于南京金融、航运、物流、教育、传媒等现代服务业市场与国际标准无缝衔接；有利于南京教育、医疗等优势公共服务领域开展多方面的国际深度合作；更有利于推动南京跳出外贸、外资、外经“老三外”的原宥，推进外包、外展、外机“新三外”，即发展服务外包、壮大国际会展、集聚涉外服务型机构的开展，从而提高对境外资源，特别是服务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和能力。
2、上海自贸区为南京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新框架搭建了平台
区域经济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区域合作通过区域内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市场，促进成员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设想和新布局集中体现为“两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建设。国内以流域为纽带，以沿海为带动，以腹地为重点，东西联动，梯度推进，共同发展；国际上则体现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和国家自贸区战略的实施，逐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从战略意义上看，上海自贸区把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纳入到对外开放的考虑范畴当中，运用区域综合优势，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实现对内开放、对内联合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是国际区域合作和国内次区域合作的结合点。
南京地处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区，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承担着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枢纽功能，在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将南京定位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然而，如何将这种基于区位和硬件设施的、面向国内的优势转化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优势，南京一直缺乏更有利的时机、更好的方式和更有效的促进。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使南京较以往更易于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内贸与外贸互相融合，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同步发展的开放新格局，发挥好通江达海、东引西联的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更易于利用自贸区形成的口岸货物集散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与定价中心、境外投资服务中心、国际会展与跨国采购中心等功能构架，引进国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更易于建立健全市场开放度与贸易便利化程度高，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等生产要素流动顺畅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科教研发优势、综合枢纽优势、历史文化名城优势等各方面有利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消除目前市场行政化、经济同质化的体制障碍，开拓南京服务经济、枢纽经济以及创新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国内成长空间。
3、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性架构”为南京对外开放新体制建设提供了样本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在涉及对外开放的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开放流程、开放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索，这种探索带有本源的意义，是从对外开放体制上的本质创新。这种“制度性架构”为南京对外开放新体制建设提供了样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对客观上仍呈现“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局面的南京来说都是及时跟进、深化改革的行动指南。不仅有利于推动南京的综合改革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基本导向，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为突破口，以提高政府的服务效能为目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有利于营造南京良好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二）对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成新挑战
1、上海自贸区以改革谋发展使我们面临跳出“路径依赖”的巨大挑战
上海自贸区以政府管理制度改革为重点，将前置审批变为在事中、事后进行监管，本质上既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规范，也是对市场权力的释放和激励。这些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的制度在上海自贸区及其新设立的粤、闽、津三地自贸园区的实施，预示着上述地区将因为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压倒性的制度和政策优势而再次抢占先机。对于南京而言，如若不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跟上时代步伐甚至抢先一步，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将很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在区域协调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
反思南京以往的市场化改革，正是因为改革的认识差距和行动差距，造成了与苏锡常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对此，南京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由于缺乏机遇意识、危机意识，满足于纵向比较年年有进步，求稳怕变；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缺乏变通能力，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决心；缺乏服务意识，唯上、唯官、唯文件，动辄用政策规定推诿扯皮；缺乏责任意识，重形式，轻实效，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不深入；缺乏全局意识，考虑自己的局部利益多，顾全全市整体利益少，工作流程部门分割，多头管理矛盾大，因此错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发展机会。对接上海自贸区相较之前的改革，在力度和实效上要求更高。一是要求观念更新，必须以国际视野认识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二是能力更强，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三是服务更优，通过营造一流的环境，集聚国际国内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项目等要素，不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因此，只有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标杆，与上海自贸区在区域合作、政策配套、监管模式、人才引进上尽快接轨，争取最大限度地缩小与自贸区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差距，才能更好地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目标。
2、上海自贸区的制度探索使我们面临发展环境竞争激烈的巨大挑战
相对于周边地区，上海在现有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投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金融服务业发达程度、行业竞争程度、外资企业盈利水平以及市场准入限制、法律制度完善度、中介业服务水平等方面具有整体优势，尤其有利于总部经济的发展。上海自贸区新政的施行，无疑将强化上海的原有优势，在服务业及外资、外贸方面，对有着跨国、跨境业务便利化要求的企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更大的竞争压力。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南京在吸引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总部（区域总部）及高端服务业要素方面与上海的竞争有更大落差。
首先，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意味着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有利于消减房地产价位高企等运营成本方面的不利因素，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选址的首选之地；其次，自贸区总部经济的发展也更得益于自贸区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区域和周边地区作为加工制造资源密集腹地之间“总部——加工基地”的功能分工，更有利于区域产业的聚集，进一步形成产业集群和完善的产业链。再次，自贸区与其周边地区形成的“同城效应”，使企业总部、企业研发部门、企业营销部门与加工基地在空间上的分离导致的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有利于总部、研发、营销向自贸区集群布局和产业加工基地向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集群布局。此外，自贸区通过发展总部经济，使其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机构和采购中心的集聚地，不但能够使总部经济成为自贸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而且成为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更有利于提升自贸区的聚集力与辐射力。
发展总部经济亦是南京提升服务业和外资档次的重要举措。然而与近在咫尺的上海自贸区相比，一是制度、政策、服务等软环境差距较大；二是与经济腹地在产业分工上错位不够明显，竞争效应大于合作效应；三是产业体量、市场容量以及中长期成长性还缺乏应有的规模，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四是城市功能及其国际化水平与总部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而，南京在汇集众多能整合全球要素资源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总部，形成具有全球性投资决策和产业配置、生产组织功能的经济枢纽方面面临严重挑战。
3、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使我们在国内市场就遭遇国际竞争的巨大挑战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与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是紧密联系的，自贸区方案制定之初就强调要“形成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显然，上海自贸区的运作，必然会强化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2014年确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有利于加快“五个中心”的建设。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南京“建设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创意中心、长江航运物流中心和重要的区域金融商务中心”的战略规划在领域上有着较大的重合，也必然在要素吸引和功能作用发挥上产生冲突。
由此可见，由于上海自贸区聚焦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改革与开放，与南京以服务业促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基本相同，南京与上海自贸区未来发展中的产业同质化现象依然突出，因此，意味着南京转型发展必须以国际化为标准，形成国际竞争力。一是政策开放及制度创新将推动上海与周边经济体现代金融的发展落差进一步拉大，导致南京吸引高端金融业如高端金融外包、金融机构等难度大大增加。二是上海高端服务型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会促进上海航运金融市场的发达、航运要素集聚度提高、航运交易活动密集加大、航运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这无疑会导致南京江海联运的双港战略地位下降。三是上海自贸区实施货物进口自由、无配额限制、不缴纳进口税，加上放松外汇管制等便利政策，会诱使大型生产性企业在上海自贸区建立销售公司，倾向于把产品运输至上海自贸区的全球分拨中心进行综合调配，造成南京的税收损失；也会吸引南京现有的大型外贸公司，特别是外汇交易较为频繁的公司，迁往上海自贸区，从而分流南京的贸易流量。四是在外资方面，上海自贸区试行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备案制代替审批制等，对于外资尤其是技术周期较短、时间价值突出的外商投资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能导致南京现有大型企业中的一些功能性业务，如销售、投融资、物流、结算向上海自贸区集中，从而固化南京在区域经济中的分工角色，不利于南京整体产业结构升级与向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转型。
三、南京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运行一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窗口期在缩短，南京对接自贸试验区的时机日渐紧迫。为此，南京必须观念先行，确立环境是城市第一竞争力的意识，发挥好企业第一开放主体的作用，坚持改革是开放发展新支点的原则；进行体制创新，政府强力改革、转型，打造好发展环境竞争力；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发挥好内生资源优势；主动配套，无缝对接，利用好新一轮开放机遇。
（一）目标取向：以开放倒逼改革而不是简单复制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虽以扩大开放为首要特征，本质却是以对外开放倒逼和促进国内改革，因此，对接上海自贸区也要从南京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推进改革，而不是简单地移植自贸区经验。
1、加快简政放权，全面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按照“能放尽放”原则，推动外资项目由“核准制”向“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转变。除规定必须由国家、省、市核准的项目外，其余市级核准的外资项目管理权限一律下放；市级备案的外资项目管理权限一律下放。推行“一口受理，联动办理”模式，加快建立相关数据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整合政府监管流程，健全专业化中介服务体系，建立为外资企业服务的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和综合信息共享机制，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2、接轨国际经济规则，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
借鉴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理念和运营管理经验，在南京综保区复制推广。将政府多部门分头管理的模式改革为一口受理、综合审核、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投资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开投资领域，形成透明规范的投资服务体系；推动外贸管理制度改革，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并在金融、保险、租赁、电信、旅行社、人才中介、工程设计、娱乐场所、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进一步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
3、完善政策体系，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提档升级
综合运用激励型、引导型、保护型和协调型四大类政策，多角度、多领域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一是通过激励型政策鼓励市场主体“走出去、引进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通过引导型政策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投资者和企业明确鼓励的发展领域和通达路径，知晓受限制发展领域及惩戒措施；三是通过保护型政策致力于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的扶持；四是以协调型政策协调开放型经济及其它方面的关系，通过政策体系的综合作用，推动南京开放型经济的提档升级。
（二）破解难题：立足于功能拓展而不是资源的简单组合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本质上是建设适应国际国内经济新常态挑战的新型平台。南京主动接轨上海自贸区，不仅需要加快建设实行特殊海关监管制度的特殊经济区域——综保区，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力推动现有开发区（园区）的转型升级，拓展各类园区的功能，打造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1、破解“分散化”发展难题，提高开放平台的空间效益
多年来，南京各开发区（园区）对城市空间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致使空间形成“一核多片”的布局，缺少可供成片开发利用的土地。而实际运作的“统分结合”方式更使得整合也仅仅是“统计的整合”。既造成一定区域范围内开发区（园区）空间布局结构松散，土地利用低效，空间面积不足，实体经济投资难以落地，产业链组合式发展格局难以实现，也造成了开发区（园区）功能与其他城市功能的分离。破解这一难题，一是在体制功能的聚合上做文章，突破开发区（园区）所在区域的行政限制，实施按发展需要排序的土地共享制；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拓展空间使用功能，以有限空间的综合利用为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提供便利；三是拓展开发区与中心城区、周边小城镇及外围区域的联系，弥补开发区的功能缺项，为开发区延长产业链提供补充；四是根据各开发区（园区）之间产业的特色定位和相互关系，用市场化方式调整园区项目，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
2、破解“功能失调”瓶颈，优化开放平台的产业环境
近年来，南京各开发区（园区）作为利用外资主战场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其原因是开放型经济载体的国际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诸如开发园区对招商引资的支撑作用明显不如苏州，机场物流集散能力不强，南京综保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等。要破解“功能失调”瓶颈，南京必须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平台，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一是明确城市及各开发区的产业定位，形成开发区（园区）的主导产业，杜绝招商的主观随意性；二是避免简单地以企业规模或企业性质来设置招商门槛，侧重引进我市亟需的重、特大制造业项目，金融、物流、信息等现代服务业项目；三是围绕主导产业，构建产业链发育的生态系统，努力实现区内企业竞争与合作均衡，各生产要素供求平衡，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相辅相成的产业链良性发展。
3、破解“能级低”发展障碍，努力创建品牌功能示范区
开发区品牌是指由于开发区自身的资源条件或其内部的相关企业及机构聚集在一起，经过一定时间的经营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开发区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区域性，开发区品牌限定在其所属区域内；二是品牌效应，开发区品牌代表着开发区的主体形象和核心竞争力，在开拓市场、整合资源、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破解“能级低”发展障碍，就要努力创建系列品牌。因此，一要强化开发区（园区）的品牌意识，从开发区精神、行政效率、服务质量、配套水平、信用度、经营理念、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打造服务品牌；二要提高开发区（园区）管理经营的专业能力，以规划建设、招商方式、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以就业培训、同行交流、人才工程等提高管理经营队伍的创新思维和专业能力；三要引导外资集约化发展，以外资的产业高端和组织高端为导向，促进国际一流资本和厂商实行产业链零距离配套，从理念、人才及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为品牌功能示范区的建设打下基础。
（三）突出优势：以创新谋发展而不是简单的路径依赖
对接上海自贸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突出区域比较优势，走出传统的“路径依赖”，以创新寻求新经济增长点，这是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
1、创新服务贸易方式，在推进贸易便利化中谋发展
创新贸易方式就是突破传统贸易方式，特别是转变基于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和价值链分工低端的贸易量增长，通过培育新的贸易业态，形成商业经营意义上的贸易功能而不是增大基于制造的贸易规模，创新发展服务外包，信息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管理与数字服务等方式。以创新的贸易方式，完善的管理体制，在为境内外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中谋发展。
2、提升结构创新优势，在新兴产业成长中谋发展
结构升级优势创新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南京在新常态下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必备条件。结构升级优势创新就是从劳动力优势扩展到知识及创新优势，从规模优势扩展到制度优势，从传统产业优势扩展到新兴产业优势。对南京而言，就是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南京产业向高端、高效、高质发展；大力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引进智能电网和电力自动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显示、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重大项目。
3、加快培育“走出去”优势，在国际市场中谋发展
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必须做到国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加快培育“走出去”的新优势，一要建立境外投资“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方式，在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等提高便利化水平上下功夫；二要培育我市的跨国公司，形成“走出去”的产业优势；三要加强“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既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法律、财税等专业咨询和信息服务，也为企业搭建境外投资信息服务和交流合作的平台。
（责任编辑：辉龙）